何谓电子数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
如何有效操作此种合法规宪法解释，可能需要对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作更进一步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论也持有类似的立场。
当代德国通说虽然仍认可宪法变迁的概念，但却认为政治事实须经过宪法解释的过滤，只有通过宪法解释的宪法变迁才具有合理性。对《宪法》第40条上的公安机关而言，无论是将其解释为包括国家安全机关，或者监狱，它们虽然从表面上看都超越了公安机关的文义，但尚在宪法规范的明确意旨之内。本文围绕《宪法》第40条的立法实践，对其中可能容纳合法宪法解释的地方作了整理，并重点界分了它与通过立法发展宪法之间的不同。《决定》指出：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的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16) 《宪法》第 28 条规定:国家......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这个解释其实是采用了区分（distinguish）的法学技术，将通信区别为通信的内容与通信的外在信息，并对其赋予不同的法效果，即前者受《宪法》第40条的保障，而后者被排除于第40条的保障范围之外。这种严格的宪法限制自然提升了对通信权的保护程度，但也相应增加了有关立法与宪法发生表面不一致的风险。在功能上，技术标准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审查基准。
按照《办法》第21条的规定，秘书处只是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是否具有完整性、规范性、与委托协议书的一致性进行审查。一般承认的技术规程一般适用于潜在危险性小、具有确定经验的管理领域。[16]我国《食品安全法》第21条第1款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14] 在卡尔卡核电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用了三阶段理论，它指出：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法律可以作出适当的指示。
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排放的界限值，而只使用了有害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该说认为，技术标准并非法源，其意义在于，符合强制性标准可以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或证据加以援引，法院应首先审查其内容与相关法规之间的关系，如果满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就是履行了相关法律所要求的充要义务，则符合该强制性标准就等于符合了该法律要求。
[5] 上述四种观点角度不一。仅仅是普遍肯定以及实务上的实证性，对于技术水准而言并不是决定性的，这样就可以技术发展的尖端作为许可或者禁止的法的标准。另一个立场是，仅此还不够，标准的资质还要得到客观的检证。因为不属于法，例外不适用则是允许的。
技术规范不具有法律性，一旦国家通过法律把遵守和执行技术规范确定为法律义务，技术规范则成为法律规范，成为法律规范所规定义务的具体内容，即成为法律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关系到技术标准如何发生效力、如何发挥功能的问题。第三，技术规范说或技术法规说。从理论上来说，基于专业性的考虑，这三种审查之间应当有一定分工和界限。
在日本，环境基准类似于我国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如果欠缺事前设定的基准，个别性法的判断就会带有法适用机关决断的危险。
在德国的应对中，从法院全面审查出发的立场在理论上是明快的、有魅力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讨论在自由心证主义的框架内以怎样的规则评价专家的鉴定、如何给各种安全性判断基准作出定位。尽管强制性标准现在已缩小了范围，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的要求仍然是不妥当的。
但是，评审委员会是专业性机构，其意见应当拘束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不可以修改审评委员会通过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20] 要顺带提及的是，技术标准的制定与检查同样重要，为了保证技术标准制定的独立性，让技术标准制定功能与检查功能相分离是合适的，但为了确保在制定上获得必要的现场信息、知识等，又有必要让两者功能之间具有一定的合作。从我国标准法制的演进来看，强制性标准有一个逐步限缩领域的过程。但在理论和实务上，对于技术标准的认识却存在不少分歧。按照《食品安全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之前，先要由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实施风险评估。[18]福岡高等裁判所宮崎支部2016年4月6日決定、判例時報2290号90頁。
但正如后文所述，技术标准在专业技术性之外还有行政性、价值性，需要在法治主义之下接受规范和审查。即使否定行政裁量，如果法官也并不具备对安全性作出合理判断的条件，通过‘具有客观性的法适用将权力行使正当化就是虚构。
但其得到考虑的条件是，第一，科学以外的要素是在风险管理阶段被特定化，与保护消费者健康、促进公正贸易相关联。该判断就交由法的适用者（行政或法院）来完成。
作者简介：王贵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一）技术标准的科学要求 在技术标准制定的容许性上，是否需要有法律的授权，才能制定技术标准？通常，推荐性标准无需法律授权，诸如团体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
所以，虽然技术标准带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但也有一定的政治性和价值判断。（一）技术标准性质的不同观点 对于技术标准的性质，在我国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法规命令说。到1988年 《标准化法》，才在法律上出现了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划分。制定技术标准固然要遵循科学原则，但也要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等因素。
但这种做法的缺点在于，以普遍得到肯定的技术规程作为法秩序的标准，便始终要在不断进步的科技发展之后苦苦追赶。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Codex标准时是允许在科学要素之外考虑其他要素的。
这种做法固然能节约执行的成本，但其合理性仍有待思考。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对于技术标准的性质和地位，也存在较大分歧，还不能给技术标准的控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技术标准因为是行政机关借助于专家的知识而作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专业理性，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而基准设定授权在用语上则与承认行政的专门技术性裁量明显接近。
这些技术标准是由私人团体制定的，而且组织了由具有专门技术知识的各领域代表组成的、具有独立性的制定委员会，并且经过了公开的提出异议程序。有法律授权的技术标准，既有可能是强制性标准，也有可能是推荐性标准。技术标准旨在实现公共利益，具有一般性，并不指向特定的个体。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制定技术标准的工作应当交由风险管理部门完成。
[9]恒川隆生「ドイツにおける専門的技術的基準と裁判上の統制密度」室井力先生還暦記念論集『現代行政法の理論』（法律文化社，1991年）112-113頁参照。二、技术标准的性质与地位 在国内外，对于技术标准的性质、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对待技术标准都有较大争议。
秘书处从事的是事务性工作，应当仅能进行形式审查。技术标准的性质和内容构成决定了行政机关应当以何种组织形式、遵循何种程序、考虑何种因素制定技术标准。
专业分委员会应当编写会议纪要，记录讨论过程、重大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而技术标准则相对灵活，企业基于自身经验和自身利益需要，有可能追踪科技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更新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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